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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社会史视野里的三晋田野

 

 

 

 

 

  编者按:最近,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行龙教授主编的“田野·社会丛书”第一辑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郝平、胡英泽、张俊峰、韩晓莉4位青年学者分别以山西的“灾荒”、“土地”、“水利”、“戏曲”为主题,推出了他们精心打造的专著,展示了山西区域社会史研究的最新成果。本报专门对4位作者进行了访谈,希冀推动山西区域社会史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郝平:“丁戊奇荒”的社会史解读

    记者:可以说,山西历史上是一个灾荒较为严重的省份,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关注“丁戊奇荒”的?它又是怎样引导您走进社会史研究领域的?

    郝平:“丁戊奇荒”是山西,乃至中国近代历史上的重大灾荒之一,长期以来,一直深受学界关注。早在硕士研究生阶段,我即对这一事件进行了初步的尝试性研究。在完成硕士学位论文后,我总觉得自己应该就这一课题进行更加全面系统的研究。再加上多年来自己对“灾荒史”研究兴趣浓厚,并利用闲暇时间奔走各地,深入乡野,广泛搜集有关资料,积累了较为扎实的研究基础。所以,我对晚清山西此次大灾荒研究经历了一个较长的探索过程。做学问是一个长时间的磨练,这也是我愿意同“灾荒史”一生相伴的原因吧。

    记者:您提到“深入田野,广泛搜集资料”,我们知道贵中心一直致力于“走向田野与社会”,这对于您进行“丁戊奇荒”以及社会史研究有什么价值?

    郝平:可以说,资料的搜集是本项研究的基础性工作?!白呦蛱镆坝肷缁帷笔俏业牡际π辛壬壮难芯坷砟?,也是我们中心多年来积极践行的研究方法,具体而言,我从灾情最重的晋南各县开始,然后辗转其他县区,多次展开田野调查,搜集了大量的抄本、刻本、碑刻、文书等民间文献和口传资料,内容涉及灾情描述、灾荒救济、灾荒影响等各个方面,涉及各类人群,这为我在研究中以多维立体的画面去呈现灾荒的真实图景奠定了扎实厚重的基础。史料即历史,只有不断搜集新的材料,才能促进历史的创新,这对于社会史研究的价值不言而喻。

    记者:在具体的学术研究中,您是如何对搜集到的“材料”进行“社会史”解读的?

    郝平:我主要依据所搜集到的各类资料,从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相结合的叙事路径出发,细致考察了光绪初年山西发生大灾荒时的地域性图景和社会众生的不同面相,重点探讨了不同层级的灾荒救济过程,凸显了以“人”为中心的历史作用和影响。注重运用上层与下层、内部与外部、中心与边缘相结合的社会史视野,试图超越以往就“灾荒言灾荒”的单一研究架构,去彰显大灾荒与地方社会彼此间的复杂历史画面。概括地讲,整个灾荒救济过程中呈现出一种“政府为主、民间为辅、南北相援、西方介入”的多渠道、多面向的救灾模式。

    记者:接下来,您认为该如何深化对“丁戊奇荒”或是对“灾荒史”的研究?

    郝平:总而言之,光绪初年的大灾荒对近代山西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山西社会的近代发展历程,可谓山西近代史上一次重大的灾变事件。在我看来,从新资料、新方法、新视角等多层面对这一罕见的大灾荒进行综合性的社会史研究,有助于我们从中得出更为深刻的历史认识和解读,进而实现“从历史中的灾荒到灾荒中的历史”的转变。

  胡英泽: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记者:《流动的土地:明清以来黄河小北干流区域社会研究》已经出版了,是否可以这样说,“流动的土地”就是书中的一个关键词,最初为何选择这个题目?

    胡英泽:以黄河滩地作为研究对象,与我的个人经历有关。我的家乡是永济县黄河岸边的一个小村庄。幼时,正值黄河泛滥,大河东崩西蚀,大片土地沦入河水,河水紧逼村庄,以至夜不能寐。修建拦河大坝后,村庄才归于平静。当河水消退后,沿河一带的村民开始耕种滩地,边界争端此起彼伏,我曾亲历村庄之间的大规模械斗,那种场面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记忆。

    记者:“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可以说是中国人一个重要的思想观念,在您的著作中是如何进行具体研究的?

    胡英泽:“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表达盛衰兴替、世事无常,可以说是社会层面的东西,但它源于自然现象,这就是历史上黄河龙门至潼关段河道的周期性摆动?;坪犹驳卣饫唷傲鞫耐恋亍?,受水沙条件、河岸条件影响,位置、面积、壤质等在“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环境下,具有不稳定性,从而对区域社会的构建和变迁产生着重要影响。河道变化后,容易引起山、陕省际之间以及省内村庄之间的滩地纷争,如何对“流动的土地”进行边界、地权等方面的固化是区域社会的一个重要问题。这个特性恰恰让人看到了常态土地不易显示的因素,我正是从这些方面来开展研究的。

    记者:从书名来看,这是一个区域性的研究,按照我们的理解,区域研究是一个视角或者路径,最终的学术关怀似乎应当超越区域。

    胡英泽:的确如此。上个世纪末,社会史研究出现了区域转向,在区域史研究中,出现了“太湖模式”、“关中模式”等一些具有中层理论意义上的研究成果,其中,秦晖先生的“关中模式”正是在黄河滩地册的基础上提出的,他将其视为常态土地,而未能对其特有的生态背景给予必要的关注。所以,我尝试着写了相关论文,对“关中模式”提出了商榷,得到了秦晖先生的肯定和鼓励。

    记者:从著作可以看出,您做了大量的田野考察,搜集到大量的民间文献,对此,您有什么体会?

    胡英泽:历史研究注重的是新材料、新方法、新观点,对新材料而言,行龙老师倡导“走向田野与社会”,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搜集一手资料。为了搜集相关资料,我到过山西、陕西各地档案馆查阅资料,也深入沿黄河的村庄搜集鱼鳞册、碑刻等资料,开展田野访谈,应该说在新资料的发现上有所突破。文献考证与田野考察相结合,在今后仍然要坚持不懈,全力以赴。

  张俊峰:以水为中心的山西区域社会史研究

    记者:您认为应如何理解以水为中心是把握山西区域社会历史的一个重要切入点?

    张俊峰:最初从社会史角度开始接触山西水利的有关问题时,我们并未意识到这是一个潜力无比巨大的富矿,只是站在山西人的角度,凭着对山西区域社会的一种感性认识和最初在查找资料时,发现的大量水利碑刻资料和地方文献中丰富的争水资料,在不断地摸索。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逐渐认识到,通过山西区域社会的水利问题,不仅可以揭示山西区域社会的历史发展过程,对山西社会的历史变迁作出一种合理解释,而且可以与国内外学界已有的研究,包括魏特夫的治水学说、日本学界的水利共同体理论、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具有支配性的若干中层理论进行有效对话,我们坚信,水利社会史研究具备理论创新的潜质。

    记者:洪洞水利在山西水利社会史研究中为什么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

    张俊峰:洪洞最大的优势在于,这里不仅汇集了山西水资源开发的多种类型,亦即引泉、引河、引洪3种方式,而且保存了山西省唯一一部县级水利专志——民国七年由洪洞知县孙奂仑编纂出版的《洪洞县水利志补》,该水利志中完整收录了洪洞县共计41部珍贵渠册,尽管学界此前已有利用该水利志中的部分渠册对洪洞水利管理组织和灌溉系统所做的一些研究,但尚未有从社会史角度,以水利问题为切入点,对区域社会历史变迁进行的所谓整体、综合的研究,加之在“田野调查”中我们又发现了数百通水利碑刻资料,洪洞水利的这种典型性和不同水利形态导致的区域社会差异引起了我的注意,开展不同类型水利社会的纵横向比较研究,通过水利来解释区域社会历史变迁的想法逐渐明晰。

    记者:怎样更好地理解开展水利社会类型学研究?

    张俊峰:在本书中,我试图去建构山西水利社会的三种类型,即泉域社会、流域社会和洪灌型水利社会,其中,“泉域社会”这一重要类型不仅在洪洞,而且在山西省汾河流域都具有很大的解释力,在学界得到了一定的回应和首肯。在本书的最后,我专门对明清中国水利社会史研究的理论、视角与方法进行了梳理和总结,我的主要想法是从类型学的立场出发,开展中国不同水利社会类型的实证研究和比较研究,力图在“水利社会”的旗帜下,努力建构本土化的中国社会史研究理论。热切期待来自学界的批评和回应。

  韩晓莉:被改造的民间戏曲

    记者:为什么选择以秧歌小戏为研究对象来开展山西社会史的研究?

    韩晓莉:对山西秧歌小戏的研究源于10多年前的一次机遇。2001年秋,导师行龙先生交给我厚厚8大本手抄稿祁太秧歌剧本的复印资料。翻阅中,我被这种民间艺术深深吸引了,意识到这是研究乡村社会不可多得的宝贵资料,于是,开始以晋中地区为中心,展开长期的田野调查。通过调查,我真切地感受到了秧歌小戏的鲜活生命力,以及它对于乡村社会所具有的意义。于是,最终选择了以秧歌小戏作为研究对象来开展山西社会史的研究。

    记者:这部著作的基本思路是什么?

    韩晓莉:这本书既不是从文化角度对民间戏曲的内涵作文艺学的分析,也不是从民俗角度对戏曲表演作民俗志的解读,而是从社会史的视角,尝试以文化入手,对乡村社会的变迁进行探讨。通过研究,试图了解百年来秧歌小戏与乡村社会的关系变化、国家对秧歌小戏的改造过程,以及这一过程中所反映出的国家与乡村社会的关系变化,进而实现从社会变迁的层面考察民间戏曲的发展,从民间戏曲的演变探寻社会变迁的轨迹。

    记者:在资料和研究方法方面,这部著作有哪些特点?

    韩晓莉:资料方面,除传统史料外,研究还利用了大量的田野调查资料。这些资料内容非常丰富,包括秧歌剧本、个人传记、乡村档案、民间传说和口述资料等。新资料的运用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传统史料的不足,也使研究更显生动。研究方法上,除史学方法外,还借鉴了民俗学、文艺学、文化人类学等相关学科的研究方法,特别是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学所强调的田野调查法,在研究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记者:这本书可以说是社会文化史领域的著作,从文化的角度考察社会变迁,对社会史研究有什么意义?

    韩晓莉:从文化角度观察中国社会,不仅会为社会事象赋予文化意义和内涵,使研究者更加重视思想文化的向度,避免研究的“碎化”问题,也为社会史所关注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探讨提供了新的思考空间。从文化的层面把握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对于理解二者如何共同建构一个地方社会,如何整合共享一种文化,以及政治如何实现和在多大程度上实现它在地方社会的支配力方面无疑具有启发意义。从这个层面讲,以文化入手来研究社会史必将有益于社会史研究的拓展和深化。  

 

文来源:三晋都市报20121025;本文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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